【声音】董筱丹：疫情暴露乡村治理短板 学好党史基层工作再出发

文章来源：“今日头条”2021-03-17

疫情暴露乡村治理短板 学好党史基层工作再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董筱丹

一、问题背景

2020年底疫情在多地陆续小规模发生，在医疗技术层面已经没有太多悬念，倒是针对疫病传播路径所做的流行病学调查，同时也是一幅幅社会组织切片，呈现出了人们平常很少关注的肌理和脉络，引发了很多关注和讨论。局部农村疫情的爆发，也再度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农村将会因缺医少药而成为疫情的放大器，还是会由于中国的血地缘复合关系而成为灭火器？和国外相比，中国在抗疫中显示了巨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首先，农村的资产在初始分配上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97%的农村人口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其次，农业生产仍然有一半以上是小农户自雇型，产出以满足自用为目的，降低了对外部人工和市场供给的依赖性，也就降低了与外界的接触。第三，农村基层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坚决阻止人员进出村庄。

农村疫情防控 |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抗疫形势紧张时期，对所有环节都严格管控，能够构筑一张无懈可击的抗疫网。但当形势缓和，防疫进入常态化阶段，一些社会治理中的弱点逐渐显露出来，成为率先被病毒攻克的靶点。比如婚丧活动，在很多地方也首当其冲被纳入“移风易俗”的治理范畴，其实早在周代就有“荒政十二”，要求荒灾之年礼仪从简。但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将传统社会的治理规则视为“封建糟粕”，将移风易俗的号召当成是侵犯个人权利。在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驱使下，大操大办攀比奢靡之风时有耳闻。在某处婚宴上引爆疫情只是偶然，背后隐藏着这一治理真空迟早发生问题的必然性。

疫情的另一个引爆点是农村宗教性社交。很多学者都指出，农村宗教的发生和老年、妇女或特殊人群等弱势群体寻求阶层认同、社会交往、精神慰藉等诉求密切相关。这同样也暴露了农村治理中隐藏的问题。近代以来，农村为支援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做出了大量牺牲。在市场化机制下，这些成本在农村中不是均匀地摊到每个人，而是由弱势群体承担了更多的成本。社会失衡加剧必然给治理带来各种派生问题。面对这一挑战，中央早在1999年就提出“以人为本”和“全面小康”的重大方向性指引，随后实施了新农村建设、全面减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要的国家战略，到2020年底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减贫，实现了人类发展历史性的突破，在经济连续较高速增长的同时最早程度地减少了社会震荡。

当然，农村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短板要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予以解决。社会治理就是其中一项。

二、当前乡村治理问题的大历史观分析

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与精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系构建什么样的关系。

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以宗族和自然村社为基本单元，村社和宗族精英在国家给定的意识形态下对内部进行治理，因村社和宗族内部信息高度共享，借助公田、义仓、义学，族规、乡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对村民行为进行约束，对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帮扶，在国家不需另外配补资源的情况下维持乡村基本秩序。这是传统中国在农业剩余相对较少条件下的治理经验。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著。该书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提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 |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工业化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扩张，也给乡村治理乃至整个社会的治理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挑战的发生机理与应对机制要分阶段进行讨论。

在工业化初期，乡村治理的主要问题是使小农能够为工业化输送剩余，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清末和民国政府时期的主要做法是加速市场化和货币化，但同时也出现了以货币为唯一衡量尺度下的贫富分化加剧，小农大量破产，农民革命风起云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土改分地后回归自给自足经济的小农愿意为工业化输送要素和剩余、以完成国家形成自主工业体系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农业集体化和农村高度组织化成为当时的选择。

2005年，时任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城乡关系由初期阶段的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转变为中期阶段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由此，乡村治理的外部约束极大缓解，农村不需要再强制性的输送剩余；但在长期形成的城市优先发展路径下，农村客观上仍在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扩张承担成本，乡村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大要素的配置仍以城市为中心，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以获取全社会劳动力平均价值的实现，而难以转移的老人、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则渐趋边缘化。

因此，农村资源配置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市场主导下“要素进城”，另一方面是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后者在实际操作中又往往被乡村中的精英所主导，形成公共资源的精英俘获，加剧了乡村中的社会分化。

有鉴于此，我们对新型城乡融合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寄予厚望。在市场交换条件下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底线？在政府大量向农村注入资源时，如何保证这些资源的公共性和普惠性？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那么农村经济资源在被少数精英所俘获的同时，底层社会就很可能被宗族、宗派宗教等劫持，不但乡村的正常治理难以构建，出现防疫的薄弱环节，乡村也无法成为承载厚望成为中国应对国内外重大风险挑战的压舱石。

三、改善乡村治理的对策建议

乡村治理历来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关联在一起。

毛主席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地建设中就指出，基层政府要成为老百姓生产活动的中心组织者，这样才能使根据地经济建设为武装斗争提供物质支持，使根据在成为党的战略大后方。为此，中央苏区根据地在按人口分田之后，组织劳动互助，成立耕牛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妇女组织，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不按劳动力分田贫雇农没有劳动力和生产工具怎么耕种的问题，保证了土地革命对贫雇农的政治动员性。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遭遇苏联援助中断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时，一方面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将重心调整到“以农业为中心”，另一方面将农村调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开展“四清”运动整顿农村上层建筑，强调凡事只要和贫下中农联系起来就好办，农村不仅承接安置了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无法正常就业的学生和工人（“上山下乡”），还承接了国家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多种工业品下乡，构建了工农两大部类之间初步的“国内大循环”，并且还成为偿还苏联债务的主力部门（农产品和矿产品）。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引进欧美日设备进行生产结构调整时，短期内形成了大量债务，此时，是农村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对冲了这些外债，而乡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来自于全权使用村社内部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被重新定价，但在村社内部却是参照农业工分来支付成本的。比如，乡镇企业刚起步的时候，人们生活水平还很低，在工厂上班的青壮年劳动力一周可以吃一次肉，“享受了养老院才有的待遇，是很了不起的福利”。这说明劳动力价值最高的这部分群体，并不要求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劳动力报酬，村社可以依靠福利安排对社区内部劳动力进行低成本动员，这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一个核心秘密。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这句话的寓意很深刻，防止两极分化不仅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同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出口受阻，中央即使调整补贴方向，将出口退税改为家电下乡补贴，同时加大新农村建设投资，用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弥补了出口需求的下降，中国用一个季度就走出了“V”型反弹。三农“压舱石”作用再次彰显。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新的世界挑战面前乡村全面振兴是推动中国朝向生态文明转型、构筑发展新格局的基础。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山水田林湖草等多种相关性要素重新结构，彼此之间形成新的结构和关联。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保证农村大多数人口均等化地享有空间资源收益，才能促进村庄内部资源联合起来进行整体性地三产化开发，获得生态产业化的转型收益。如果只有少数人有积极性，那么这个事业就是不可持续的。同时，通过村庄内部福利制度安排对弱势群体格外关照，才能引导大多数村民的福利预期，释放个人手中资源的福利功能，降低要素配置的黏性。

总之，无论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生态文明转型、应对内外挑战出发，构建与底层群众的密切联系，改善针对底层群众的服务和治理，都是一项必然要做的工作。这项工作不符合短期功利目的，但是从大历史观出发，从全球视野出发，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甚至是迫不及待的一个要务。越早动手，越有条件获得主动地位，为打赢疫情防控战、打赢经济转型战做好铺垫。

当前农村基本保障和救助体系已经建立，农村弱势群体最需要的，不是资金上的帮助，而是关爱、自尊、陪伴或文化等情感敏感性需求的回应和满足。应该将对这部分诉求的解决，回嵌到村社发展的长远规划中，将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通盘考虑。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多地比较普遍的经验是通过集中使用村内土地或宅基地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用集体经济的收入来提供社区福利，有的村是定期给老人分红，有的是建立妇女协会和老人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有的是村内统一建养老所，老人们既免于孤独，也能相互照应。总之，这些做法都避免按专业领域将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事情分门别类去做，而是将这些事情当作促进村集体与村民之间互动的机会，当作改善社会治理的机遇，当作加强村庄共同体营造和村庄建设的一个个台阶，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久久为功。当前防控疫情的压力仍在，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改善基层治理的机会，为下一步深入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实2021年一号文件精神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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